1987年臘月，我爸姜廣閱從縣**大院回來，帶了一個女人。
女人叫陳茉莉，縣廣播站的播音員，二十六歲，燙著**浪，穿一件軍綠色呢子大衣，進門的時候踩著半高跟皮鞋，鞋跟敲在水泥地上，清脆得整棟樓都能聽見。
我爸說她是同事，來家里坐坐。
同事不會在男人家里待到晚上十一點。
更不會在男**子面前，接過他遞來的削好的蘋果，順手把果皮扔進我媽剛洗好的搪瓷盆里。
我媽胡春翠站在廚房門口，兩只手在圍裙上擦了又擦。
那年我六歲，妹妹星兒四歲。
我蹲在門檻上啃紅薯，看見我**手一直在抖。
那之后的十九年，我媽一個字都沒吭過。
十九年里，陳茉莉從"同事"變成了"老朋友"，從"老朋友"變成了住在縣招待所的"干妹妹"。我爸把家里的錢一筆一筆往外掏——給陳茉莉交招待所的房費，給她買衣服，托關(guān)系幫她在廣播站轉(zhuǎn)正。
我媽在縣印刷廠當裝訂工，一個月掙四十二塊。
四十二塊養(yǎng)兩個孩子、交學(xué)費、買糧食、付水電。冬天買不起蜂窩煤，她半夜去鐵路邊撿煤渣，手凍得裂了口子，貼上膠布繼續(xù)干。
她不敢離婚。
八十年代的縣城，離了婚的女人走在街上，背后的唾沫星子能把人淹死。尤其是被男人甩了的那種——街坊四鄰嘴上不說，眼神里全是同一個意思。
何況我爸是縣**辦公室的秘書，筆桿子，領(lǐng)導(dǎo)跟前的紅人。他要是不同意離婚，我媽連**的門都摸不著。
她忍到我二十歲出嫁，忍到星兒十八歲進廠。
忍到2006年，五十三歲，肝癌晚期，躺在縣醫(yī)院的病床上，瘦得只剩一把骨頭。
我爸來了一趟。站在病房門口，沒進來。
他跟護士說——"她這個情況，還能撐多久？家里實在周轉(zhuǎn)不開。"
我媽在病床上睜著眼，眼淚順著太陽穴流進枕頭里。
她死的那天是個陰天。
我從婆家趕回來，病房已經(jīng)空了。床單換了新的，窗戶大敞著通風。我**東西被塞在一個塑料袋里，擱在護士站的桌角——一雙布鞋，一件洗得發(fā)白的棉襖，一個裝過桃酥的鐵皮盒子。
鐵盒里有一張紙條。
她的字歪歪扭扭的：
"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