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。
父親江建國站在病床尾部，兩只手插在褲兜里，盯著床頭那一排監(jiān)護儀看了半天。
母親陳淑芬坐在床邊的塑料凳上，手里捏著一張住院費用清單，翻來覆去看了三遍。
"保險能報多少？對方全責的話，賠償款什么時候下來？"
她抬起頭問沈嶼聲，語氣和菜市場問菜價沒什么區(qū)別。
第二次，是我從重癥轉(zhuǎn)到普通病房。
他們拎了一箱牛奶，純甄的，超市搞活動那種。
母親在病房里坐了不到二十分鐘，話題繞來繞去全是我弟弟江子墨。
"子墨雅思考了七分，班里第一。他老師說了，沖一沖悉尼大學沒問題，但是光保證金就要準備不少，我們正在攢。"
她說這話的時候，我身上插著三根管子，左腿從膝蓋以下打著石膏，吊在床尾的牽引架上。
第三次，是出院那天。
父親幫我拎了一個塑料袋，里面裝著我在醫(yī)院穿的那雙棉拖鞋和幾件換洗衣服。
電梯里，母親對著電梯門上模糊的反光理了理頭發(fā)。
"以后開車慢點，這次算你命大。"
電梯門的影子里，我的樣子難看得不像話。
右邊額頭縫了十二針，紗布還沒拆，左腿打著石膏，坐在輪椅上，整個人像是從廢墟里刨出來的。
沈嶼聲彎著腰推我的輪椅，一句話都沒說。
從頭到尾，一句都沒說。
康復的日子長得看不到頭。
左腿的骨折愈合得不好，植了一塊鋼板進去，走路永遠有點瘸。
一到變天，膝蓋往下那一段就開始發(fā)酸發(fā)脹，像有什么東西在里面慢慢擰。
盛恒傳媒的人事總監(jiān)親自打來的電話，措辭很客氣。
"暮晚姐，公司的意思是，你安心養(yǎng)身體，崗位這邊實在沒法一直空著，你看補償方案這些……"
賠了六萬塊，發(fā)了一封感謝信。
八年。
我開始重新投簡歷。
面試倒是有幾個，但每次一坐下來，面試官的眼神總會在我額頭的疤上多停兩秒。
有一次終面都過了，人事回訪的時候問我能不能出差，我說可以，但長時間站立可能需要中間休息一下。
對方說回去商量商量。
后來就沒有后來了。
二〇二六年初秋，我跟沈嶼聲用手里最后的一點積蓄，在城西一個老小區(qū)的底商租了一間門面。
四十平米，以前是賣水果的，地上的水漬痕跡還沒干透。
我們把它改成了工作室，沈嶼聲刷了兩遍墻，我在網(wǎng)上淘了兩張二手辦公桌。
工作室叫"暮嶼"。
我的名字一個字，他的名字一個字。
他白天在建筑設計院上班，畫結(jié)構(gòu)圖。
晚上騎二十分鐘電瓶車到工作室，幫我對接客戶、跑打印店、調(diào)試設備。
我接的第一單是給一家社區(qū)奶茶店設計招牌和菜單。
一共收了一千二百塊。
沈嶼聲拿到錢的那天買了兩瓶啤酒，我們坐在工作室門口的臺階上喝。
九月的晚風吹過來，他把外套脫下來搭在我腿上。
"別讓膝蓋吹風。"
這四年里，母親陳淑芬一共給我打過六次電話。
第一次，問我認不認識中介公司的人，說子墨在悉尼租房想找個靠譜的。
第二次，問沈嶼聲能不能找他姑姑幫忙，說父親腰椎間盤突出犯了，想掛個專家號。
第三次，是中秋節(jié)，問我們回不回去吃飯。去了，在飯桌上聽了四十分鐘子墨在悉尼的生活。他新交了一個女朋友，**本地的，家里是開酒莊的。母親說起這事的時候，整張臉都在放光。
**次，問我能不能幫子墨的女朋友**幾套國內(nèi)的護膚品，說人家喜歡用中國牌子。
第五次，過年。來坐了二十分鐘。母親掃了一眼我們那間小屋子，問了一句"你們打算一直住這兒啊"，然后說樓下有人等她打牌，走了。
第六次，不是打給我的，是打給沈嶼聲的。
問沈嶼聲能不能借兩萬塊，說子墨在悉尼跟人合伙做**，需要啟動資金。
沈嶼聲掛了電話看著我，沒問我意見。
他轉(zhuǎn)了兩萬過去。
我知道那是他下個月的工資加上給工作室留的流動資金。
那天晚上我翻來覆去睡不著。
他伸過手來，把我的腦袋按到他肩窩里。
"別想了，兩萬塊，丟了就丟了。"
過了一會兒他又說："工作室的事你別擔心，我這個月有一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