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年的冬天，北京城下了這個冬天最大的一場雪。
我蹲在四合院的水龍頭旁邊，就著刺骨的涼水洗婆婆的棉褲。手指凍得通紅，指關節(jié)裂開了好幾道口子，沾了冷水疼得像刀割一樣。身后的屋子里傳來婆婆和鄰居大媽們嗑瓜子聊天的聲音，暖氣燒得足足的，玻璃窗上結了一層厚厚的霧氣。
“我跟你們說，我家那個兒媳婦，就是只不會下蛋的母雞?！逼牌诺拇笊らT隔著兩道門都聽得清清楚楚，“嫁進來三年了，肚子一點動靜沒有。我們家建國娶她真是倒了八輩子血霉?！?br>“可不是嘛，”隔壁王嬸的聲音陰陽怪氣，“看著挺周正一個姑娘，怎么就是個不下蛋的呢？你家建國可是獨苗，這要斷了香火可咋整？”
“斷了就離唄，”婆婆磕了一顆瓜子，瓜子殼吐在地上，啪的一聲脆響，“我跟建國說了，年后就跟她離。紡織廠張主任家那個閨女，雖然長得一般，但人家爹是主任，嫁過來能帶一套三轉(zhuǎn)一響。不像這個，嫁進來的時候屁嫁妝沒有，白吃我們家三年飯。”
我把棉褲翻了個面，繼續(xù)搓洗膝蓋那塊被她跪太廟跪出來的黑印子。冷水順著袖子灌進去，從手腕一直涼到胳膊肘。我咬著牙，一聲不吭。
這樣的事，三年來每天都在發(fā)生。我習慣了。不是不疼，是疼麻了。
我叫沈安寧，今年二十四歲，嫁進趙家三年了。三年前，我是街道辦的小辦事員，趙建國在隔壁辦公室，戴一副金絲眼鏡，說話溫聲細語，追我的時候每天在單位門口等我下班，風雨無阻。我媽死得早，我爸在**的時候被打成**，下放到青海**，我從小跟著舅舅長大。舅媽嫌我吃白飯，十六歲就把我趕出了家門。我一個人在街道辦上班，住集體宿舍，覺得自己像一根浮萍，漂到哪兒算哪兒。
趙建國追我的時候，我覺得老天爺終于開眼了。他不嫌棄我的出身，不嫌棄我沒爹沒媽，說以后他照顧我一輩子。結婚那天我哭了，以為自己終于有了一個家。
結婚第二天，婆婆就把我的工資卡收走了。她說，嫁進趙家，就是趙家的人，工資當然歸家里管。我不愿意，趙建國在旁邊打圓場說“媽說得對，咱們是一家人，你的錢就是家里的錢，媽幫你存著，以后咱們買房子用”。我那時候信了他，把工資卡交了出去。
從那以后，我每個月的工資直接打進婆婆的存折，我連看一眼的機會都沒有。不光是工資，我婚前攢的那點積蓄，也被趙建國以各種名義借走了——今天說單位要集資建房，明天說同事母親生病要隨份子，后天說要買一輛自行車方便上下班。三年下來，我不僅一分錢沒攢下，還倒欠了婆婆三百塊的“生活費”。
那時候我傻。我覺得一家人嘛，錢不錢的無所謂。婆婆說話難聽，我就當沒聽見。趙建國對我越來越冷淡，我當他是工作太累。
直到后來我才知道，他一直在等。等我爸的死訊。他私下跟婆婆說過一句話，是我無意中聽到的：“媽，沈安寧她爹要是死在青海了，咱就趕緊把她踹了。一個**子女，留著也是禍害。但萬一她爹**了，咱還能跟著沾光?！?br>這句話，我記了三年。
那個女人叫張秀梅，紡織廠張主任的女兒，比趙建國大三歲，離過一次婚。但人家爹是主任，能幫趙建國調(diào)進紡織廠坐辦公室，不用再在街道辦當個小科員。婆婆知道這件事之后，不但不罵兒子，反而開始變本加厲地找我的茬，想把我逼走了，好給張秀梅騰位置。
今天早上，婆婆說她的棉褲臟了，讓我中午下班回來給她洗。我中午只有一個小時休息時間，單位離家騎車要十五分鐘，來回就半小時。但我還是回來了，因為不回來她會坐在院子里罵一整天的街，讓左鄰右舍都知道趙家的兒媳婦不孝順。
“沈安寧！”婆婆的叫聲從屋里傳出來，像一把錘子砸在冰面上，“棉褲洗好了沒有？磨磨唧唧的，太陽都快落山了你一條棉褲洗半天！”
我擰干了棉褲上的水，站起來的時候膝蓋嘎嘣響了一聲——長期跪在地上洗衣服，冷水泡久了，骨頭縫里都是涼的，蹲久了站都站不直。我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