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周末，男，四十六歲。
最后一次在文件上簽下這個名字的時候，職務(wù)一欄寫的是：滄海省**廳廳長。
如今那張辦公桌大概已經(jīng)換了人坐。窗外鷗汀市的海風(fēng)，也該吹到別人臉上了。
我在這里寫下這些，不是懺悔，也不是辯解。只是覺得人活到這個份上，有些事如果不說出來，就真的爛在肚子里，像一顆生銹的釘子，拔不出來也化不掉。
事情要從很遠的地方說起。
我出生在滄海省柳渠市下面的一個鎮(zhèn)子，叫白蕩。說是鎮(zhèn)，其實就是幾條沿河的舊街，兩旁的柳樹倒是真的，一到春天垂下千條萬條，罩得青石板路上全是碎影。運河的水不深，常年漂著些菜葉子和煤渣，夏天泛綠，冬天結(jié)一層薄冰。我小時候就在那冰面上砸石子，聽冰裂的聲音從腳下一直傳到河對岸。
那是一九七幾年的事。父親在鎮(zhèn)上的供銷社當(dāng)會計，母親在街道辦的縫紉組踩縫紉機。家里不富裕，但也餓不著。我是獨子，在那個年代算少數(shù)，母親懷過兩個都沒保住，到我這兒就格外金貴。金貴歸金貴，父親對我的管教卻一點不含糊，信奉的是柳渠人那句老話——“寧可折了棍子，不能歪了苗子。”
這樣的日子過到十四歲，父親出了事。
供銷社有一批化肥的賬對不上，數(shù)額不小。父親說不是他經(jīng)手的那一批，但保管員**了簽收單上有他的章。查了一個多月，沒查出個頭緒來，最后父親被調(diào)去了下面一個更小的門市部，算是發(fā)配。他不服，寫了十幾封信往上遞，都石沉大海。后來他就不寫了，也不怎么說話了，每天傍晚搬一把竹椅坐在運河邊上抽煙，一直坐到天黑透。
我那時候不懂事，只覺得父親窩囊。直到很多年以后，我自己坐在那張廳長的椅子上，面對一桌子卷宗和講情電話的時候，才忽然明白一個道理——這世上有些對錯，跟是非沒關(guān)系，跟位置有關(guān)系。
但那是后話。
先說我是怎么當(dāng)上**的。
高中畢業(yè)那年，我沒考上大學(xué)。這在白蕩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，我們那個鎮(zhèn)中學(xué)一年也考不出幾個大學(xué)生，大部分年輕人畢業(yè)后兩條路：要么進鎮(zhèn)上的廠子，要么去南邊打工。母親的意思是我去柳渠市里找個技校念兩年，學(xué)門手藝。父親不說話，還是坐在運河邊抽煙。
改變我命運的人叫劉德厚。
他是父親供銷社時期的同事，后來調(diào)去了市里，再后來又不知道攀了什么關(guān)系進了***。有一年春節(jié)他回白蕩探親，順道來家里坐坐。他跟父親在屋里喝酒，我在外屋看電視，隱約聽見劉德厚拍著桌子說：“老周，讓你家小子來跟我干吧，我跟所長打個招呼，先當(dāng)聯(lián)防員?！?br>父親沉默了很久。我記得很清楚，電視里在放《便衣**》，主題曲剛唱到一半，父親推門出來，看了我一眼，說：“周末，你想不想當(dāng)**？”
我說：“想?！?br>就這一個字。
后來我才知道，劉德厚幫我運作進白蕩***當(dāng)聯(lián)防員，花了八百塊錢。這筆錢是母親從縫紉組的姐妹們那里湊的，父親不知道。他知道的那部分，是劉德厚酒后說的另一句話：“你們家這個姓……是上面有人問到過的?！?br>我問父親什么意思，父親說：“不該問的別問?！?br>這是我的從警之路開始的地方——白蕩***，一九九〇年，秋天。
那年我剛滿二十一，穿上那身聯(lián)防員的制服，覺得自己這輩子總算有了個像樣的開頭。白蕩***一共九個人，所長姓喬，是個禿頂?shù)闹心昱肿?，常年穿著一件洗得發(fā)白的警服襯衫，扣子總少一顆，露出里面的白背心。劉德厚是副所長，分管治安，但其實什么活都干——抓賭、調(diào)解**、給走失的老**找家。
聯(lián)防員不算正式編制，說白了就是臨時工，干的都是正式**不愿意干的活。巡邏、蹲點、登記流動人口、夜里守著電話機。一個月工資九十六塊錢，比鎮(zhèn)上的廠子還少二十。
但我干得很起勁。
因為劉德厚第一次帶我出外勤的時候，經(jīng)過鎮(zhèn)中心的十字路口，路邊賣菜的老宋沖我喊了一聲：“周**，早啊?！?br>我這輩子被人叫過很多稱呼。周隊、周局、周廳。但沒有一個比得上那天早晨老宋那句“周**”讓我心里熱乎。
那是一個白蕩的秋天早晨，運河上起了薄霧，柳條已經(jīng)黃了一半，空氣里有燒煤球的味道。我騎著一輛二八大杠，跟在劉德厚后面，秋風(fēng)灌進袖口里涼颼颼的，但手心是熱的。
那時候我不知道，這條路走到頭是什么。